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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主筆室】美國財政部將於近日公布今年首份「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總體經濟與外匯政策」報告，如無懸念，台灣將有機會再次安全過關，這也將是自2017年10月以來第五度被免除列名於外匯操作國家觀察名單之中。根據美國「2015年貿易便捷化暨貿易執行法（簡稱2015年貿易法）」，美國財政部應每半年向國會提交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外匯政策報告，讓國會與行政部門檢視主要貿易夥伴是否利用外匯政策，對美國進行不公平貿易。事實上，在2015年貿易法之前，美國財政部早自1989年起，即根據「1988年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」，定期發布「國際經濟與匯率政策」報告，評定外國政府是否操縱兌換美元匯率取得不公平的貿易競爭優勢。而在2015年貿易法通過後，美國政府即明確定義觀察貿易夥伴是否進行外匯操作的三項指標：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、順差金額逾GDP的3％、持續進行單向外匯市場干預（年度內重複淨外匯購買金額超過GDP的2％），據此評判貿易夥伴和美國的貿易往來是否有失「公平」。持平而論，在歐巴馬政府時代，各國政府其實並不特別擔憂是否被美國外匯政策報告點名，惟在川普上任之後，外匯政策報告遂成為具高度敏感性的關鍵文件，各國深怕被點名後，將面對美國政府接踵而來的關切。在美國財政部於2016年4月29日首度向國會提交的外匯政策報告中，將台灣、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德國列入外匯操作國家的觀察名單，在同年10月和隔年4月的兩次更新報告中，台灣亦持續被列入觀察名單。細探台灣在前述三項指標的表現，在2016年4月和10月的外匯政策報告中，因為經常帳順差仍超過GDP的3％，加上重複淨外匯購買金額超過GDP的2％，被美國認定我國有政策干預外匯市場的事實。雖然2017年4月的報告中，我國的重複淨外匯購買金額已低於GDP的2％，惟當次報告指出我國必須證明外匯干預降低將為持久現象，而非一次性的短期改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我國在2016年兩度被外匯政策報告點名，但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在此期間並無明顯升值跡象。但在2017年1月川普就任並宣示將對不公平貿易展開行動之後，同年3月新台幣匯率（月均價）已較前一年度同月升值了6.7％，此後匯率更一路攀升，在2017年10月美國公布外匯政策報告之前，新台幣匯率曾在9月8日險些突破30元大關（收盤價為30.006元），對比同期間我國重複淨外匯購買則從2017年4月占GDP的1.8％銳減至同年10月的0.9％，顯見新台幣匯率過去確實受到政策干預而呈現相對弱勢。事實上，央行透過政策干預使新台幣匯率偏低在學術上已有具體的證據，被稱為「匯率貶值政策」。現任央行理事、台大經濟系陳旭昇教授在今年3月份刊登的著作中指出，「所謂的匯率貶值政策，顧名思義，就是透過低估自己國家的貨幣幣值，希望能改善貿易條件，增加出口競爭力，進而促進經濟成長。」而在陳教授的另一篇著作中，亦指出我國央行有「阻升不阻貶」的現象，央行傾向在新台幣升值時進行干預，在貶值時放任不管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推論，我國央行對於維持弱勢新台幣匯率有較多的偏好。若比對前述2017年新台幣升值與外匯淨購買統計，新台幣匯率確實隨著外匯淨購買的減少而走升，此現象可能與央行亟欲避免被美國政府再度點名有高度關連。眾所周知，貨幣價值之於一國經濟如同刀的兩面刃，貨幣貶值有利出口不利進口，反之，升值則有利進口而不利出口。因此，對於央行而言，看待匯率的升貶確實存在兩難。然而，由於我國央行被賦予盈餘繳庫壓力（非法定任務），因此純就動機面來看，弱勢匯率確有助於方便央行透過金融資產操作來達成盈餘繳庫目標。不過，透過政策干預所造就的弱勢匯率，容易使企業產生匯率長期皆可能偏低的定錨（anchor）預期，讓企業對於匯率波動缺乏風險意識。尤有甚者，弱勢匯率可能削弱產業持續投入創新研發以追求升級的誘因，終將不利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創造競爭優勢。另一方面，央行「阻升不阻貶」的偏好，亦可能反映在我國與美國的利差之上，即我國對美國的政策利率走向「跟跌不跟升」，間接營造出國內低利率環境從而導致房地產價格上漲，如此除可能扭曲生產要素（土地、勞動、資本）配置之外，亦可能加深無殼族（以年輕人為主）的相對剝奪感。台灣是市場經濟制度經濟體，企業與家庭的經濟決策主要仰賴各種商品與服務的價格訊號，而匯率又是影響國內各項價格的重要因素。有鑒於央行貨幣與匯率政策對國內經濟的影響甚鉅，我們期待各界能投以更多關注，探究我國貨幣與匯率政策設定之允當性，俾利央行在快速變遷的世界經濟變局中，能夠持續扮演穩定我國經濟發展的堅實後盾。